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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盟史故事之五—“甘肃南部起义”的意义和作用
文章来源:盟省委宣传部   作者:   添加时间:2018-12-11 10:16:37   点击:

震惊全国的甘肃南部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和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重大,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其意义和作用主要是:

 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吸引、钳制了国民党的七个正规军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和青海马步芳的三个团以及四个地方保安团等约七、八万兵力,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陕甘宁边区的压力,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反封锁、反摩擦斗争的作用。

     二、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骨干。甘南农民起义鼎盛时期,在一些地区,几乎每户农民家庭中?#21152;?#20154;参加起义斗争,受到了从事革命斗争、特别是从事武装斗争的锻炼。以“寻找王仲甲等起义领导人,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为主要任务的“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些人也就成了于1947年4月成立的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此后,大多数参加过甘南农民起义或与之发生过关系的人基本都加入了陇右地下党、甘肃民盟或陇右人民游击队。如,史鼎新,1946年西北民主政团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后担任省支部委员会委?#20445;琹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24120;?#35299;放后任省商业厅副厅长。王仲甲,1946年与史鼎新一起转入中国民主同盟,自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一直率部在礼县、岷县一带坚持进行反蒋游击战争。王教五,1946年后任民盟甘肃省支部秘书长, 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魏自愚,1946年后任民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会委员、省支部财务部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35299;放后任省财政厅厅长、司法厅厅长。陈伯鸿,1946年起任民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会委?#20445;?#35299;放后任省政协副秘书长。任谦,于l948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35299;放后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兼工商部长、西北大区民政部副部长、陕西省副省长、甘肃省副省长。刘余生,赴延?#19981;?#25253;甘南农民起义后于1945年6月在陕?#26412;?#26472;松青、王世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24120;?946年返回甘肃后任陇南游击大队司令?#20445;?#35299;放后任岷县行署专员。马继祖,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35299;放后?#25991;?#23450;县人民政府县长。肖焕章,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21518;任中共陇右工委委员、陇右人民游击队第二副司令?#20445;?#35299;放后任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警五团团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肋巴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22312;赴延安途中因车祸遇难。吴建威,曾任王仲甲起义军之第一路军副司令,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27492;后为陇右人民游击队重要负责人之一。王效忠,甘南农民起义军总指挥王德一之子,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20197;后以中共中央西?#26412;?#32852;络员身份在甘肃进行地下工作。郭化如,曾任起义军副团长,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24120;?#21518;任中共陇右工委委?#20445;?949年4月1l日牺牲于?#21335;?#21326;岭山。毛得功,曾任甘肃南部农民起义军第二路军副司令,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24120;?#20197;后任中共陇右工委委?#20445;?#38471;右人民游击队司令?#20445;?#35299;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岷县军分区副司令员。杨?#23547;兀?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24120;?#20197;后任中共陇右工委委?#20445;?#38471;右人民游击队第一副司令员兼?#25991;?#38271;,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四团团长、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杨景周,解放后任西北大区经济委员会委?#20445;?#29976;肃省政协委员。王新?#20445;?#35299;放后任民盟甘肃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党组成员、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20445;?#20848;州市公安局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高月波,解放后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共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在其1947年8月给中共甘肃工委的报告申称:“自1947年4月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寻找王仲甲等人为主要任务,在参加过民变的农民中开展工作,至1947年8月,南至天水、西北?#28860;?#35199;,东至甘谷、陇西、渭源等十三个县,发展党员六百多人。”至1948年1O月,则“?#29992;?#26377;的基础上,在十八个月中,开辟和发展到一干二百多党员。”曾任中共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陇右工委委员、陇右人民游击队副政委的牙含章同志则在其所著的《陇右地下斗争》一书中写道:“至1949年9月19日,陇右地区已建立区工委十一个(计领导支部四百余个),共有党员四千三百七十名。陇右工委直接掌握的陇右人民游击队的步枪有两千八百余支,手枪有二百余把,轻机关枪有七十余挺,重机关枪八挺,六○炮八门。游击队的指战员三千余人。”陇右地下党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迅猛发展,都是以1943年的甘南农民起义为基础的。

    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削弱、动摇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25345;危?#20351;反动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央派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25214;?#21152;剧激?#25671;?#27492;后,朱绍良、谷正伦之流虽实行了一系列让步政策,如宣布凡民变波及区域豁免兵、粮杂款各半年,但仍未能平息甘肃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这时起,甘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便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接连不断的武装民变及学潮和内部分裂而捉襟见肘、狼狈万状,直至彻底覆灭。1981年1O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甘南农民起义座谈会,给这次起义作了结论。其要点是:“这次起义虽然不是我党发动和领导的,但和我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次起义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省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暴斗争的革命行动,是我省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198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又拨专款修建了甘南农民起义纪念碑,以褒扬这次起义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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